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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“枫桥经验”在全国 山东创新实践2】枫桥经验在山东潍坊实施听证法预防化解矛盾纠纷
发布时间:2018-07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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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  姜东良 徐鹏
  本报通讯员 刘涌训 文/图

,古邑名,故城在今山东省安丘市西南。春秋时属纪国,后归齐国。
  穿越2000多年的岁月长河。2012年,为化解一起村民上访案件,时任安丘市山镇纪委书记的赵桂臻与镇司法所所长张千利,汲取“背对背”处理的深刻教训,创新实施听证法。通过公开听证成功化解这起信访案,村民息诉罢访。
  到底谁占理,公开摆一摆。自此,听证法从山起航,推广到安丘以及潍坊。
  “这几年看下来,潍坊的听证法与‘枫桥经验’一脉相承。它紧紧扣住时代脉搏,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,都不断规范完善,特别是与人民调解有机结合后,释放出更大活力,不仅成为化解疑难矛盾纠纷的有力武器,而且在重大事项决策、依法拆迁等方面被广泛应用,从源头上预防了矛盾发生。”山东省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林峰海说,目前,运用听证法化解疑难矛盾纠纷已成全省的普遍做法。
处理信访案件的深刻教训
  由于工作突出,如今赵桂臻已是安丘市委群工办主任,而张千利也调到安丘市兴安街道担任司法所长。初见赵桂臻,是在安丘市综治中心,与记者相对而坐的她,齐耳短发,质朴秀丽,戴着一副眼镜,一开口便是浓浓方言味。
  “听证法源于化解一起信访案件的深刻教训。”赵桂臻的思绪回到了6年前,那时她任山镇纪委书记,“有个村的老百姓,因为怀疑村支部书记贪污腐败便集体上访,要求对村支书先撤职再查办。”
  事情重大,赵桂臻与张千利马上介入,第一时间弄清了事情原委。原来,这个村支部书记并没有贪污腐败,只不过工作强势、行为粗暴,引起村民不满。
  满以为真相大白便可平息事件,但现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。“当我们把调查结果反馈给老百姓时,他们并不认可,并且继续上访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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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怀疑我们徇私包庇。”赵桂臻说,尽管有一肚子委屈,但她没有放弃,终于明白了“背对对”处理的弊端。
  山重水复之际,听证法带来柳暗花明。
  那时,行政、司法听证方兴未艾,效果不错,何不借鉴运用?“于是,我们召开听证会,把群众、村支书、镇上相关部门以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组织到一起,‘面对面’摆查问题、举证质证。”赵桂臻回忆说,当时她是听证会主持人,在调查中,她主动邀请村民代表参与整个过程,进一步增加公开力度。
  听证会上,村民的质疑、村书记的答复、相关部门的政策依据和文件材料都一一展现,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最后作了点评。就这样,村民心中的疙瘩逐渐解开,对调查结果心服口服,不再上访。
  从背对背到面对面,听证法在当时矛盾纠纷较多的山镇逐步推开,后来推广到安丘,2014年在潍坊全面推开。如今,县、镇街、社区、村四级分别设立听证工作平台,分级负责,分层分类听证。
  “所有矛盾纠纷可都适用公开听证,特别是疑难复杂、久拖不决的信访案件,一律予以公开听证。”作为潍坊市委政法委副书记、市综治办主任,秦震见证了听证法的起源、发展和完善,“除此之外,在重大民间纠纷、重大事项决策上,听证法也被广泛运用。”
化解矛盾纠纷的成功实践
  在安丘市兴安街道司法所,记者见到了张千利。
  他领着记者来到听证室,墙上“公开公平公正、合法合情合理”12个蓝底黄字分外醒目。出于本职工作,张千利将听证法与人民调解有机结合,探索出“听证+人民调解+司法确认”的民间纠纷化解新路径。
  听证法缘何具有生命力?
  “在听证会上,谁有理谁无理,摆到面上公开说一说,录像设备开着,律师和群众代表作点评。”张千利认为,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,如果不讲理会脸面无光,让邻里乡亲瞧不起。
  “无论是信访案件还是民间纠纷,究竟哪方占理,公开摆一摆,主持人中立调处,群众客观评论,有理无理一下子就清楚了。”安丘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刘子庆也给出自己的思考。
  如今,听证法已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。在听证人员上,设立听证主持人、当事人(代理人)、调解员、调查人、书记员,并邀请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党员、群众代表旁听;在听证程序上,听证会召开前,听证主持人通过多种方式,深入调查找准矛盾根源,确定听证方案,听证会则分陈述、举证、质证、辩论、调解、制作调解协议书或下达处理决定六个步骤。
  “听证有点像开庭,不同的是,主持人要在前期深入调查,协调相关部门提供相应证据,并且掌握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,这对领导干部而言是个考验。听证时,要能综合运用法、理、情化解矛盾纠纷。”赵桂臻坦言。
  关于几个细节,赵桂臻认为非常重要。比如,以前当事人坐在一起听证,情绪一激动容易打起来,现在全都布置圆桌相对而坐,拉开空间距离。再如,听证结束后,要跟上落实,决不能“打白条”。 
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探索
  听闻记者采访,兴安街道居民张寿祥说啥也要赶过来,当面讲讲听证法和张千利的好。
  原来,张寿祥岳母曾与人发生口角,双方大打出手,他岳母伤得更重。由于证据不足,公安机关移送案卷被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。眼看事情久拖不决,张寿祥岳母便让他不断上访,讨个说法。
  “当初铁了心不调解,张主任一遍遍做工作,我最终接受了听证。”张寿祥说,“公安局为啥不处理、对方怎么说、法律怎么规定?听证会上说得很明白,张主任还着重讲‘不能这一代结仇,影响下辈人交往’,让我很感动,最终跟对方调解和好。”
  6年下来,秦震感慨颇多,他说,从事后化解到事前、事中预防,昨天诞生的听证法,在今天衍生出更加动人的故事。
  昌邑市都昌街道棚户区改造工作涉及8个村2500多户,利益纷争大,矛盾隐患多,在评估数量、价值认定、兑换比例、事终结算四个阶段分别进行听证公示,征迁土地20多万平方米,没有发生一起信访问题。
  “如今‘听证+’模式已应用到社会治理各领域,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方面作用越来越大,上述案例便是‘听证+依法征迁’的体现。”秦震介绍说,事前听证公开征求意见、制定征迁补偿方案,事中听证公开答复质疑、消除群众疑虑,事后听证公开化解矛盾纠纷,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,保证了征迁工作的顺利推进。
  此外,“听证+重大事项决策”从源头上防范化解了矛盾纠纷的发生。去年以来就进行重大决策风险评估58次,“这倒逼着基层干部主动学习政策法规,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。”秦震说。
  采访中,赵桂臻特意谈了这么多年的体会:“我认为听证法能与法治、德治、自治很好地融合,现在开听证会时,我会讲传统文化、孝德思想,让大家换位思考。在依法依规办案的同时,让律师、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其中、以案释法。引入王阳明心学‘致良知’,让听证各方参与人讲良心、讲道理。” 
  “很多制度创新往往昙花一现,但是听证法能生根发芽、茁壮生长,愈来愈焕发生机和活力,寻根问底,是因为其适应了基层实际,符合社会治理体制要求,维护了广大群众的切实利益,这正是‘枫桥经验’的生动体现。”潍坊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,滨海区党工委书记孙起生如是说。


来源: 法制日报要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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